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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莽时期“函谷关门”画像砖研究
  

李书谦
内容摘要:该新莽时期的“函谷关门”画像砖,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为研究秦及西汉时期函谷关的建筑风格、军事建制、文化交通,以及汉代灵魂不灭观念等提供了新的素材。本文对画像砖涉及到的内容和“函谷关门”的具体时代等作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新莽时期  画像砖  函谷关门

       2018年初,在策划三门峡市博物馆基本陈列时,苦于将要展示的“函谷雄关”单元资料有限,遂从多种渠道搜集素材。偶然在民间人士处见到一块新莽时期的“函谷关门”画像砖,言其为祖传之物,虽已于近中部折为两段,但正面图案大多清晰可见,品相颇好。(图一)经查阅,仅有的早期实物资料为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东汉中晚期“偃师邢渠孝父画像石”,其上刻“函谷关东门楼”。[1]而“函谷关门”画像砖的时代处于两汉之际,是目前所见再现函谷关的最早图像资料,实属极其难得,为进一步探究函谷关的建筑风貌、军事状况、交通发展等,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佐证材料。现将其基本情况作一些简要概述,并对涉及到的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和探讨。
       一、画像砖基本概况
       该画像砖纵118厘米,横36.5厘米,厚12厘米。正面四周边框饰装饰带,但下部装饰带图案较为模糊,其余由网状纹和菱形纹组成,图案清晰,排列有序。上部装饰带的网状纹宽1厘米,菱形纹宽2厘米;左右两侧边框装饰带的网状纹和菱形纹宽均为2厘米。画面被两条由网状纹(宽2厘米)和菱形纹(宽2厘米)组合的装饰带分隔为上中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自上而下依次为仙鹤和常青树,下部两侧为“函谷关门”,中间是羽人引凤图案。第二部分为瑞兽铺首衔环和菱形纹组合,第三部分是内置“大泉五十”钱文的菱形图案和璧纹组合。背面上半部图案清晰,为“大泉五十”钱文菱形图案,下部砖面制作略显粗糙,图案线条有断断续续现象。砖为模制而成,瑞兽铺首衔环为贴塑,其他图案应为二次压膜制成。
      第一部分:横27.5厘米,纵22厘米。最上端为5只仙鹤,高6厘米,最宽5厘米。均侧身曲颈站立,羽毛清晰可见,姿态优雅。其下为一排7株常青树,高7.4厘米,最宽处3.8厘米。
       最下排是3个印模图案,两边均为“函谷关门”,居中者为羽人引凤。“函谷关门”印模长9.4厘米,宽5.8厘米。(图二)左侧为函谷关城门正视图,巍峨壮观。关楼为重檐建筑,正脊中部有一个近圆形的脊刹,但看不出是何物。两边垂脊上各栖息着一只朱雀。关门两侧分别站立着1个执戟门吏和执盾门吏,队列整齐,守卫着关门。右侧上部为隶书阳文“函谷关门”四字,其结体方正饱满,笔画瘦劲挺拔,风格简率自然;下部为一辆轺车,上有一个御人和乘者。羽人引凤印模长5.7厘米,宽3.5厘米。自右至左依次为:羽人双手平举执一件不知名物,人物形象生动,似在做法术。其身旁有一只小凤鸟,引颈向左观望。一株常青树置于羽人上肢下方,略高于小凤鸟。似一只雁足熏炉徐徐飘出袅袅香烟,进一步烘托神秘氛围。一只硕大的凤鸟面向羽人,口衔巨珠,动作十分传神。
       第二部分:横27.5厘米,纵13.5厘米。瑞兽铺首衔环居中,最宽9厘米,最高12.8厘米。瑞兽铺首综合了许多兽类的特征,造型夸张,圆环饱满粗壮,二者组合协调。两侧分布着两行共计6个菱形纹图案,排列整齐。瑞兽铺首衔环是汉代画像砖或石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图案,由饕餮纹逐渐演化而来。因饕餮具有凶恶和贪婪的属性,所以让其衔环而作为铺首置于大门上,用以驱邪和保护主人。从而推断出这是一块门扉画像砖,解决了其使用功能问题。
       第三部分:横27.5厘米,纵68厘米。内置“大泉五十”钱文的菱形图案,共11排、每排4个。菱形边长4厘米,“大泉五十”钱文直径2.5厘米。璧纹为11排,每排5个,直径2.3厘米,分布在菱形图案之间的空隙处,布局规范,错落有致。
画像砖背面制作工艺与正面相比较为粗糙,上半部图案清晰,下半部图案局部模糊不清。四周边框装饰和正面相同,边框内为“大泉五十”钱文的菱形图案,每排4个,上部11排布局规则,图案清晰可见,其余部分显得有点仓促。
       二、解读画像砖纹饰内容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画像砖墓多分布在河南的郑州地区、洛阳地区、许昌地区、南阳地区,陕西的咸阳地区及山西的襄汾、闻喜等地。到战国晚期,出现了开始使用画像砖构筑墓葬的习俗,用以砌筑椁室,代替之前的木质椁室,但画像砖的图案较为简单。[2]两汉时期,则是用画像砖建造墓葬的高峰阶段。制作方法有两种:一是翻模制作法,[3]二是四片粘合法和支撑法制作技艺。[4]而“空心砖的装饰都是由多个相同的元素或多个不同的元素共同组合形成,根据题材内容的不同,我们将这些基本的元素分为装饰性图案和画像两大类。装饰性图案指没有一定的主题意义的各种几何形图案和一些装饰性花纹,画像是指具有一定的形象、表达一定主题意义的元素。”[5]大多画像砖的装饰花纹都由边框装饰和主体装饰两部分组成,这些纹饰内容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并为画像砖丰富内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础。
       古代先民有笃信灵魂不灭的信仰,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了灵魂意识。距今约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死者身旁有赤铁矿粉粒,随葬燧石、石器等生活用具和石珠、穿孔兽牙等装饰品,这些随葬品都是供死者灵魂使用。到了仰韶文化时期,葬俗进一步复杂化。《西安半坡》[6]报告中记述,半坡遗址发现墓葬250座,其中成人墓葬174座,幼童墓葬76座,而幼童瓮棺葬达73座之多,有的葬具底部钻有小孔,考古工作者认为是供死者灵魂出入之用。而文献中关于商周时期灵魂观念的记载有很多。如《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7]西周时期的“天亡簋”铭文中有:“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不(丕)显考文王,事喜上帝。”[8]又《左传•昭公七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孔颖达注:“魂魄,神灵之名,本从形气而有;形气既殊,魂魄亦异。附形之灵为魄,附气之神为魂也。附形之灵者,谓初生之时,耳目心识,手足运动,啼呼为声,此则魄之灵也。附气之神者,谓精神性识,渐有所知,此则附气之神也。”《说文》:“魂,阳气也。”“魄,阴神也。”先秦及两汉时期,“人们不仅认为灵魂存在于活人身体内,主导着人的生命和思想,同时还相信灵魂不朽,它不随肉体的死亡而消失。厚葬之风的盛行和祭祀活动的开展,正是灵魂不灭观念的反映,所谓的鬼神信仰实际上不过是灵魂不死观念的延伸和世俗化表现而已。”[9]汉代人认为仙境是人们向往的最高境界,是人死后最理想并渴望实现的最佳归宿。因此,追求生命的长生不老,期望逝后灵魂不朽、灵魂升天是丧葬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当时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中得到了体现。
     “函谷关门”画像砖的纹饰内容丰富,有不同类别的几何图案、璧纹、“大泉五十”钱文和瑞兽铺首衔环浮雕,以及仙鹤、朱雀、常青树、羽人引凤、“函谷关门”图案等,反映的信息量大,在此分别进行探讨。仙鹤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经常出现的题材,《诗经•小雅》中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的描述。传说鹤是由仙人骑乘和饲养的一种祥瑞仙禽,得道之士骑鹤往返。修道之士以鹤为伴,并被赋予了高洁情志的内涵,成为名士高情远志的象征物。同时,它也是长寿的象征。模印图案中的5只仙鹤昂首引颈,作展翅飞翔状,预示着墓主人与鹤为伴的乐趣与享受,其造型与山西闻喜西官庄汉墓出土画像砖的仙鹤图像相近。[10]
      朱雀是我国古代天之四灵之一,是代表方位的一种鸟,也即主南方之神。《礼记•曲礼上》说:“(王出行)前朱鸟(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11]这里的朱鸟(雀)是指四方星宿之一。但是,灵魂升天的时候和出行相比又是另外一番情景。贾谊在《惜誓》中写道:“飞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说明朱鸟是独自先飞的,若升天则朱鸟在上方。《三辅皇图》:“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即辟不祥,庇佑生者和逝者平安。
      常青树是汉画中常见的题材,被称为不死树,也叫甘木和寿木。《山海经•海内西经》云:“昆仑(山)开明(兽)北有不死树。”又注《海内南经》:“有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山海经•大荒南经》云:“有不死之国,阿姓,甘木是食”。郭璞注:“甘木即不死树”。高诱注《吕氏春秋•木味》“寿木之华”云:“寿木,昆仑山上之木也;华,实也,食其食者不死,故曰寿木。”这也是灵魂不灭观念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该砖面上有7株常青树图像,制作规范,比例适中,排列整齐,造型与山西闻喜西官庄汉墓出土画像砖的常青树图像相近。[12]

       羽人,又名飞仙,基本造型是人与鸟的组合,贯穿于汉代艺术的始终。《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山海经》言: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洪兴祖补注:“羽人,飞仙也。”仙的概念在汉代文献中屡见不鲜,飞仙在汉代思想与信仰世界中更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结合图像与文献,可以认为汉代羽人除具备仙的一般特性外,还有重要的作用与功能,即:接引升仙、行气导引、助长寿。作为飞仙,羽人出没于阴阳两界,既关照生者,又慰藉死者,其不仅是长生久视的榜样,更是引导众生与亡魂飞升仙界的使者。
       画像砖中最有价值的为 “函谷关门”图案,其建筑形制为两柱重檐四阿顶式木构建筑,筒板瓦屋面,两侧连接有小板瓦顶城墙。展现了函谷关的雄关风貌,这应该是我们能直观地领略到函谷关当时的建筑形式、交通状况、军事防卫等信息,也是研究秦函谷关和汉函谷关的最早珍贵资料。关门旁为一辆疾驰而来的轺车,它由车轮、车轴、车舆和伞盖等组成,一马御车,车上一前一后乘坐两人,前者为御者,图像清晰,动作形象有力,一手握双缰,一手执鞭子;后者应为吏,但人物形象较为模糊,可能是到函谷关的奉使者或朝廷急命宣召者。《释名•释车》云:“轺,遥也;轺,远也。四向远望之车也。”即为由一匹马牵引的四面敞露之轻便车。《汉书•食货志》颜注:“轺,小车也”。《说文•车部》:“轺,小车也,汉车也。”《晋书•舆服志》载:“坐乘者谓之安车,倚乘者谓之立车,亦谓之高车”。轺车源于先秦时期的战车,而战车皆为立乘,又名“高车”。汉代的轺车多为坐乘,这样就增加了乘者的安全性和舒适度,故又称为“安车”。《释名•释车》又云:“安车,盖车,坐乘,今吏所乘小车也”。该画像砖上轺车的乘者就是坐乘。
       根据汉代车舆制度,当时官吏乘坐车的车型和驾车马匹数量等都有非常严格的等级。《后汉书•舆服志》:“诸车之文:乘舆,倚龙伏虎,〈木虡〉文画辀,龙首鸾衡,重牙班轮,升龙飞軨。皇太子、诸侯王,倚虎伏鹿,〈木虡〉文画辀轓,吉阳筩,朱班轮,鹿文飞軨,旂旗九斿降龙。公、列侯,倚鹿伏熊,黑轓,朱班轮,鹿文飞軨,九斿降龙。卿,朱两轓,五斿降龙。二千石以下各从科品。诸轓车以上,轭皆有吉阳筩。”轺车是供一般官吏使用的,三公九卿以下的百官僚属,只能拥有一马车驾。因此可以推测“函谷关门”图案中乘者为一般官吏。
      “大泉五十”钱文图案为推断这块画像砖的具体年代提供了具体信息。西汉末年王莽摄政,代行皇权之事。居摄二年(7年)五月,王莽令改铸货币,以错刀一枚值五千钱,契刀一枚值五百钱,大钱(即“大泉五十”)一枚值五十钱,与五铢钱同时流通。
       大钱行使后,破坏了货币表现为一般等价物的基本属性,致使民间私铸成风,屡禁不止,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新地皇四年、刘玄更始元年(23年),王莽逃至渐台被杀死,新朝遂告灭亡。新莽铸币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大泉五十”完成了其短暂使命。从而可以推断出这块画像砖的使用时间,其上限不早于公元7年,下限最迟为公元23年。
        三、“函谷关门”的学术价值
        函谷关是我国最著名的关塞之一,历史上的函谷关有三处,即灵宝的秦函谷关和魏函谷关,以及新安的汉函谷关。它们建造的时代不同,但都发挥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作用。
秦函谷关位于河南三门峡灵宝市北15公里的王垛村,建于春秋晚期,为东去洛阳,西达长安的咽喉要地,因关在峡谷之中,深险如函而得名,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发生过许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战争。如: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以楚怀王为纵长,率六国之军队讨伐秦,秦依托函谷天险,击败联军。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楚、赵、卫等五国军队犯秦,秦军据守函谷关,联军大败。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取武关灭秦,派兵守关拒项羽。汉武帝之后,函谷关虽没有重兵把守,但崤函天险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是一处军事重地,而且也是古代中原腹地与西北地区文化、经济交流的交叉点,还是道家之源,老子在此著述了《道德经》。
       汉函谷关是在汉武帝时期设置的。《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至于迁徙到新安置关的缘由,则有不同说法。笔者赞同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13]及曾谦《论西汉时期的函谷关东迁》[14]提出的观点,它是由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决定的,也是扩大中央集权的必然结果。汉函谷关既没有崤函之险的天然屏障,也不具备桃林之塞的军事战略地位,而是一座攻击型关隘。但从此至洛阳,仅有四五十里。倘若洛阳有变,即可驰援。到东汉时期,定都洛阳,汉函谷关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魏正始元年(公元240年)被废关。
       魏函谷关在今灵宝市区北19公里的函谷关镇孟村,距秦关约5公里。据光绪二年《灵宝县志》卷三:“函谷关,在邑西南里许。曹操西征张鲁时开粮道于此。后遂置关。基址久湮。前令江蘩重建,去周置旧关十余里。”该道从孟村北辗转逶迤而上,到新寨与周秦古道会合,之后进入稠桑。魏正始元年(公元240年),弘农太守孟康在运粮道入口建造关城,号大崤关,又名金陡关,也即魏函谷关。它成为东达洛阳,西接长安的重要交通干线。抗日战争时城楼毁于兵火,三门峡大坝建成后,城址被淤积的泥沙掩埋。

       综上所述,该画像砖系传世之物,辗转易手流传至今日已属不易,具体出土地点无从查考,今只能据其个别图案和风格特征的有限信息加以推测。前文已述及,仙鹤和常青树的造型与山西闻喜西官庄汉墓画像砖上的图像相近,此物很可能出自晋南一带。而“函谷关门”图案显然再现的只能是秦函谷关或汉函谷关,而不可能是魏函谷关。秦函谷关和汉函谷关建筑物早已不存,函谷关门的建筑式样没有留下任何史料,而“函谷关门”较为完整地再现了两千多年前关楼的图像,这对研究早期关隘建筑结构、军事防御等具有重要的标本意义。究竟是哪一个关呢?我们知道,秦函谷关建于春秋晚期,汉函谷关置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前文已从画像砖“大泉五十”图案,推断出使用时间为公元7年至公元23年间。此时,秦函谷关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了至少120多年,而当时汉函谷关是存在的,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这座雄关的伟岸身姿,工匠只能依据这个蓝本进行创作,以写实和抽象相结合的方式将汉函谷关描绘出来。因此,“函谷关门”图案反映的是西汉晚期的函谷关。同时,墓主人生前是否跟汉函谷关有一定的关系呢?他是守关的官吏?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函谷关有很深的情结,否则也不会将其置于门扉之上在另一个世界永久陪伴,这对进一步探讨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会有一些启发和帮助。
       从“函谷关门”建筑的名字看,此建筑为函谷关的城门,是早期城垣门阙演化成城门楼的一种过渡形式,也是后期城门楼上“楼”的雏形,标志着我国城门从阙门到城门楼建筑形式变革的重大转折期;另一方面,此建筑二层重檐升高以后,又演化出了我国院落的两层门楼形式,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高门楼”。这一实例在我国“门阿之制”的演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意义。
     “偃师邢渠孝父画像石”中的“函谷关东门”关楼,“是一对建筑形式相同、连体的四阿顶(即庑殿顶)四层木结构双楼,一层为关楼,双楼各开一门洞,每洞双扇门,门上有铺首。二楼至四楼上小下大,楼壁开小窗,二楼、三楼环绕有走廊,双楼顶脊上对称雕二只丹凤。”[15]图像均为线刻,关门大开,过关的有各色人等,还有骑吏和軿车,画面形象生动。
从二者的关楼建筑形式和关门前的场面看,“函谷关门”显得有些简洁,而“偃师邢渠孝父画像石”中“函谷关东门”表现得较为具体,尤其是细节上刻画更为生动。这充分放映了我国建筑风格从早期的“简”,发展到晚期的“繁”。“函谷关门”画像砖的发现为研究函谷关的发展演变、建筑风格、军事建制、交通文化,以及汉代灵魂不灭观念等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素材。

注释:
        [1][15]胡海帆:《“偃师邢渠孝父画像石”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2期,总第160期。
        [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
        [3]王仲殊:《空心砖汉墓》,《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期;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第177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4]南阳文物研究所:《南阳汉代画像砖》第35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5]梁英梅:《汉代空心砖画像初步研究》第9页,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5月。
        [6]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82年10月。
        [7]汉•郑玄注:《礼记》,中华书局1998年9月,第203年。
        [8]冯时:《天亡簋铭文补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出土文献》第一辑,中西书局,2010年。
        [9]刘兰芝:《洛阳汉代墓室壁画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第41页。
        [10][12]王寄生:《闻喜西官庄汉代空心砖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四期。
        [11]陈澔:《礼记集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13]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3卷第2辑,2008年4月。

        [14]曾谦:《论西汉时期的函谷关东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28卷第6期,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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