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件文物谈汉代人的熊崇拜现象
贾鹏
在************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中，笔者在整理馆藏的汉代文物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与熊有关或加入熊元素的文物大量出现，现就几件典型器物分别予以介绍。
一、熊足类：‘熊足’已经成为文物考古的专有名词，大量出现在汉代陶仓（图一）、陶樽、石砚（图二）上，这些器物常以三只蹲立状小熊为足，熊的形象憨态可掬，生动活泼，颇为写实。圆眼圆耳，口腔开膛较深，嘴部造型逼真。四肢健壮，两爪扶膝，显得十分乖觉。
图一 三熊足绿釉陶仓
图二 三熊足盘龙石砚
绿釉陶熏炉（图三），通高25.7厘米、炉口径17厘米、底径14厘米，该器物为盘豆形器座，上为半球形盖，盖与器座为子母口相扣合，盖顶部蹲坐一只小熊，熊右掌置于口前，左肢自然下垂（图四）。
图三 绿釉陶熏炉
图四 蹲熊（局部）
灰陶立熊插座（图五），高16.4厘米，熊作蹲立状，腚部及后肢着地，粗短尾贴伏于地，前肢两掌置于膝上，头偏一侧，双目圆睁，裂嘴呲牙，长舌伸出口外，造型生动逼真。
图五 灰陶立熊插座
汉代文物中的熊不仅塑造材料和方法多样，而且其形象也各具情态，活灵活现。既有憨态可掬的小熊，又有凶悍威猛的老熊。那么，汉代人为什么如此热衷地表现这一题材？它是否具有某种特定的文化意义？
以熊为图腾，源远流长。在遥远的历史传说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有崇拜熊的强烈意识。从传说时代到汉代，关于熊的传说就未曾间断过。众所周知，黄帝氏族就是以熊作为图腾的氏族。《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所谓的号即其族属，说明熊是黄帝氏族最高图腾始祖神。《列子•黄帝篇》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先驱，（以）雕、鹖、鹰、鸢为旗帜。”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了“熊”同黄帝氏族的密切关系。
据说为战国时楚人所作的《山海经》中有关熊的记载多达十二处，从中也可看出“熊”传说的古老和重要。《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又东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也，冬启乃必有兵。”可见熊能通神，能决定人间祸福。
《穆天子传》中就称：“春山，百兽所聚也。爰有豹熊罴，瑞兽也。”《诗经•小雅》中也有“吉梦维何，维熊维罴”之句，古人认为熊罴入梦，是生男孩的吉兆，“熊罴入梦”或称“熊梦”都为旧时恭贺生男孩的吉语。
《史记•楚世家》记载：“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楚的先祖为颛顼帝高阳氏，有熊氏黄帝之后。因此熊图腾在以黄帝为先祖的楚族人当中也有着很高地位，族群的图腾，往往成为族群首领的姓氏。楚王的名号，大多冠以熊字，荆楚自穴熊至考烈王熊元止，共46代君王，以熊为名的有29位，前后绵延千年。《左传》载有楚成王战败吃熊掌赴死的故事，与楚人同宗的夏人，也有祖先化熊的传说。可见楚人以熊为图腾，由来已久。
楚人崇熊同汉人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就牵扯到一个文化传承问题，实际上，汉文化是在大量吸收楚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今天提起汉文化，我们往往把它称为“楚汉文化”。汉文化同楚文化可谓一脉相承，水乳交融。李泽厚先生在其《美的历程》一书中这样讲到：“其实，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尽管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方面，‘汉承秦制’，刘汉王朝基本上是承袭了秦代体制。但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仍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汉起于楚，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项羽被围，‘四面楚歌’，刘邦衣锦还乡唱《大风》；西汉宫廷中始终是以楚声作主导，都说明这一点。楚汉文化（至少在文艺方面）一脉相承，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而不同于先秦北国”。
既然汉承楚风，汉人崇熊也就理所当然了。汉初所推行的黄老思想体系，又进一步推动了汉人崇熊现象的发展。同时，因为熊是一种体重力大的动物，是力量的的象征，汉代人将其塑造成一位负重能手，体现的是对熊所代表的“力”的崇拜。汉墓中大量出土的熊足类器物，就证明了这一点。汉代是一个重鬼好祀、神秘浪漫的时代，加之汉代人事死如事生，厚葬风气盛行，导致中国上古神话在这一时期高度繁荣，汉代人生活空间的每一个角落，都飘散着神灵的迷雾。所以，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熊神话，大量出现在汉代器物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