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瑶

       河南省渑池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有一尊纪年确切，保存完整的唐代石弥勒佛造像，现为馆藏国家二级珍贵文物。其是当地文物部门于1984年全国文物普查时，在渑池县洪阳镇政府院内发现并征集的。

       石弥勒佛造像通高67厘米，宽29厘米，厚26.5厘米。造像无背光，呈垂足坐姿，赤脚坐于长方仰莲莲花座上，造像脚下还有一近方形底座，与莲花座构成须弥座形。或出于稳定立放和减轻重量的目的，底座中部向内正方部分掏空。

石佛造像正面

石佛造像背面

石佛造像侧面（一）

石佛造像侧面（二）

       石佛造像底座正面刻有佛弟子张元琛并儿孙敬造供养弥勒佛造像的记述文字，右侧刻有“天宝八载（公元749年）正月八日造”的准确纪年信息。底座左右两侧辅以刻画的祥云图案，背面刻画缠枝牡丹花卉图案。唐玄宗天宝年间自天宝的第三年（公元744年）正月初一开始，至唐肃宗至德的第三年（公元758年）二月初五之间，共14年又一个月的时间，期间人们的纪年表述均称“载”而不是“年”。这种特殊的纪年称谓方式在历史上较为罕见，因此，该石佛造像的“天宝八载”的纪年表述也甚为特殊，弥足珍贵。

佛像镌凿供养记述文字

佛像准确纪年信息

      石佛造像头型硕大，浑圆饱满，脸颊轮廓富于弹性，眉目清晰，面部表情威严，头顶肉髻高耸硕大，肉髻发式呈中心螺旋状纵向水波纹，发髻发式则为横向水波纹，眉毛与上眼睑上挑，眼呈柳叶状，微睁，鼻宽而扁，人中修长，嘴巴小巧，线条紧致，浅抿富于弹性，紧闭之感明显，两耳厚重垂肩。具有典型唐代造像风格，面部整体形象已完全本土化，难觅印式之特征。

佛像头型细部

      石佛造像垂足坐于莲花座上，整体形象端庄、松弛、稳重，佛像左手平扶于左膝上，右手立放右膝上，手指微损，胸部凸起，身着集衣襞于左肩的“袒右肩式”通身袈裟，直至脚踝，衣纹褶皱立体、流畅，从右肩臂服饰可见，内着贴身薄衣，“V”领袒胸。造像两脚间雕饰有并蒂莲花一朵，其余三面均雕饰有云气纹。石佛的垂足坐姿为唐代盛行之坐姿，宋以后便少见。唐代社会先进，文化繁荣，是名副其实的“盛世”。该石造像造型古朴，线条简洁，整体缺少了大唐盛世的大气磅礴和丰腴之态，但从细节上却可以看出，处处皆能够体现唐石佛造像的特征，特别是头型和面部表情细节。

       佛教造像大都是寺院和石窟寺内供奉的偶像或还原的纪念物，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隋唐时期，弥勒信仰甚为流行，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更是自比弥勒，利用佛教中弥勒未来佛的故事，制造舆论，从而登基称帝。例如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双窑，该组石窟甚为奇妙，是南北并列，共用一个窟檐的两座石窟，北洞主佛为释迦牟尼佛，南洞则是弥勒佛，此“二佛”并立的含义，正是唐高宗与武则天“二圣”同御朝政的历史影射，双窑的开凿年代也正是“二圣”同朝的显庆年间。唐高宗也许并没有以释迦牟尼佛自诩，而武则天则早就宣扬自己就是弥勒佛了。

       唐人王玄策曾先后三次出使印度。其中第三次出使印度是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在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他们曾在印度参加摩诃菩提寺大法会。回国后，王玄策把从印度奉回的弥勒菩萨新样供奉在洛阳敬爱寺中。麟德二年（公元665年），王玄策于龙门石窟宾阳三洞之南洞敬造弥勒像，并留下造像题记。

       洛阳龙门与渑池地理位置很近，渑池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所藏的石弥勒造像，镌凿年代又比洛阳龙门石窟弥勒像凿刻年代晚不足百年，其应是以洛阳龙门石窟唐弥勒造像为蓝本的临摹之作。两者特征上除右手可能限于雕刻难度略显不同之外，其余特征均较类似，尤其是佛像坐姿，均是垂足坐于须弥莲花座上。

      该石弥勒佛造像的作者虽力争体现时代特征与风貌，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应为用心之作，但可能限于自身的镌凿水平，造像缺乏应有的神韵和气势。但不论如何，该造像保存完整，纪年准确，为研究盛唐民间供养石佛造像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